第六章　作为综合的发现：符号的帮助Discovery as a Synthesis. The Help of Signs

发现中的综合

苏里奥（Souriau）在他的《发明论》（Théorie de l'Invention）中写道：“代数学家把他的种种观念以符号的形式引入公式之中，他知道这些观念后来变成了什么吗？他是否在自己所执行的每一步运算中始终追随着它们？无疑不会：他立刻就把它们抛在了脑后。他唯一关心的，是把摆在他面前的符号按照既定的规则加以排列与组合；而对于由此得出的结果，他怀着十足的信任全盘接受。”

我们曾说过，这位作者似乎几乎没有从专业人士那里搜集过信息。大概，倘若他搜集过，他就不会这样表述自己了。然而，人们也不能说他的说法完全是错的。粗略地说，它可以被承认为真——就前一节中已经提到过的那个核查与“精确化”的最后阶段而言；不过，即便在那时，事情也并非如他所言那样发生。数学家并不那样盲目地信任他所使用的规则给出的结果。他知道计算上的错误是可能的，甚至并不少见；如果计算的目的是去核查某个由无意识或下意识的灵感所预见的结果，而这种核查失败了，那么完全有可能：计算起初是错的，而灵感是对的。

如果不把它用于那个最后阶段，而是用于整个研究工作，那么苏里奥所描述的那种行为，正是学生的行为，甚至是相当差的学生的行为；我们的努力恰恰是要让他改掉这种行为。在构建一个数学论证时，真正的思维过程，确实更应当与我们在第二节中提到的那个过程相比拟，我指的是认出某个人这一行为。有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例子，能够说明这两个过程之间的类比，那就是关于棋手的心理学研究所提供的：众所周知，有些棋手能够同时下十盘或十二盘棋而不看棋盘。人们曾发起调查，尤其是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的调查，以求弄清这是如何可能的：其结果¹可以概括为：对其中许多棋手而言，每一盘棋可以说都具有一种面相，使他能够把它当作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来思考，无论它多么复杂——正如我们看一个人的面孔那样。

如今，这样一种现象必然出现在任何一种发明之中。我们曾看到它在莫扎特（Mozart）的信中被提及（见第一节）；像安格尔（Ingres）或罗丹（Rodin）这样的艺术家也发表过类似的说法（德拉克鲁瓦〔Delacroix〕《发明与天才》〔L'Invention et le Génie〕第459页所引）。只不过，得天独厚的莫扎特似乎不需要任何努力就能看到自己作品的整体统一，而罗丹却写道：“直到完成任务为止，他〔雕塑家〕都必须精力充沛地、在意识的充分光照之下，守住他那个总体的构想，以便不停地把作品中最微小的细节重新带回到它那里，并与它紧密相连。而这没有一番极其严苛的思想紧张是做不到的。”

同样地，任何数学论证，无论多么复杂，在我看来都必须呈现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只要我未能成功地在一个总体的观念中把握它，我就不觉得自己理解了它；而且，不幸的是，与罗丹的情形一样，这往往需要一番或多或少令人痛苦的思想努力。

符号的使用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个问题——正如我打算在下文中表明的，它与前面那个问题是相关联的：具体的表象给思想提供的帮助。这样一种考察属于直接内省的领域，唯有借助我们在第二节末尾提到过的那种边缘意识，它才是可能的。然而，我们将会看到，它的主要结果极有可能也存续于更深层的无意识之中，尽管后者并不为我们所直接知晓。

词语与无词的思想

被说成是与思想合作的最典型的一类符号，是由词语构成的。在这里我们面对一个奇特的问题，对它人们持有相当分歧的意见。

当我在《时报》（Le Temps，1911年）上读到这样一句话时，我对此有了初次的暗示：“观念除了通过词语之外别无可设想之途，而且只凭借词语才存在。”²我的感觉是：写下这句话的人，其观念是质量低劣的。

但更令我惊讶的是：竟然看到像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这样一个人——著名的语文学家与东方学家——主张³没有词语就不可能有任何思想⁴，甚至写下这样一句在我看来完全无法理解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有一片天空，而它是蓝色的？倘若我们没有给天空起个名字，我们会知道有一片天空吗？”——他不仅与赫尔德（Herder）一道承认“没有语言，人就绝不可能达到他的理性”，而且还补充说：没有语言，人甚至绝不可能达到他的感官。难道不会说话的动物就没有感官吗？

马克斯·缪勒的那个说法之所以更加奇特，是因为他声称，在“没有词语思想就不可能”这一事实中，找到了一个反对一切进化论的论据，一个证明人不可能由任何动物物种演化而来的证据。即便承认其前提，这个推论也是有争议的。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譬如苛勒（Köhler）的《猿猴的心智》（Mentality of Apes）⁵以及他那些黑猩猩的行为（它们确实蕴含着推理），那么这一推论倒可以更加合理地反过来用于驳斥马克斯·缪勒的论点。

马克斯·缪勒就“词语在思想中”这一问题上人们所表达过的种种意见，做了一番历史回顾，我们将复述其要点：这番回顾不无趣味，首先就其本身而言，其次也因为马克斯·缪勒面对它时所持的立场。我们首先听说，希腊人最初用同一个词“逻各斯”（logos）来同时指称语言与思想，只是到了后来才被引导着用形容词去区分这两层含义——当然，作者宣称他们在前一种做法中比在后一种做法中受到了更好的启示。

中世纪的经院学者，凭着一种或许根植于事物本性的相似性，与希腊哲学的开端不谋而合。十二世纪的阿伯拉尔（Abelard）说过：“语言由理智所生，又生出理智。”在一位较为晚近的哲学家霍布斯（Hobbes，他大体上与经院学者保持着同情）那里，也能找到一个类似的说法。

但是，作为通例，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在许多别的问题上一样，随着笛卡尔（Descartes）所开启的思想潮流，观念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在德国，只有一个时期，约在1900年前后（洪堡〔Humboldt〕、谢林〔Schelling〕、黑格尔〔Hegel〕、赫尔德），哲学头脑曾接近于“真理”，也就是接近于马克斯·缪勒的意见。黑格尔简略地说：“我们用名词来思想”，仿佛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一点似的。

但现代其他几位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语言与理性的同一性却并不那么有把握。恰恰是其中最伟大的那些人——无论是洛克（Locke）、莱布尼茨（Leibniz），还是康德（Kant）或叔本华（Schopenhauer），或者更晚近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都一致地持一种有方法的怀疑。倒不是莱布尼茨不用词语思想，而是他在承认这一点的时候并不掩饰自己的公开惋惜。⁶有一位哲学家，贝克莱（Berkeley），态度绝对斩钉截铁——但却是朝着相反的方向。他确信词语是思想的巨大障碍。马克斯·缪勒对这一论题的激烈看法，使他把现代思想家那种普遍态度（任何别的人都会称之为科学的审慎）斥为“缺乏勇气”，仿佛除了他自己的意见之外，不可能存在任何别的真诚的意见似的。

无论他承认与否，这样的意见确实存在。就在《思想科学讲演录》（Lectures on Science of Thought）发表之后，反驳立刻就出现了；而且它们来自各个最为不同的方面。⁷首先，来了另一位一流学者富有权威的声音，伟大的遗传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此外，他在以探险家身份起家之后，还在心理学领域做过重要的工作。后者那大量的内省习惯使他能够断言：他的心智根本不像马克斯·缪勒所假定的那种唯一可能的方式那样运作。无论他是在打台球并计算他那球的路线，还是在探究更高、更抽象的问题，他的思想都从不伴随着词语。

高尔顿还补充说：他有时碰巧在进行思考时，会捕捉到一种由无意义的词语构成的伴奏，就“好像歌曲的音符可能伴随着思想”一样。当然，无意义的词语与真正的词语是颇为不同的东西；我们后面会看到，它们可以被合理地比作哪一类意象。

高尔顿的那种心智倾向对他来说并非没有不便之处。他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写作时如此，向人解释自己时更甚——我不像用别的方式那样轻易地用词语来思想。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在埋头苦干并得出了对我自己来说完全清晰而满意的结果之后，当我试图用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时，我感到自己必须先把自己置于另一个全然不同的智识平面之上。我不得不把我的思想翻译成一种与它们并不十分合拍的语言。因此，我浪费大量时间去寻找恰当的词与句；并且我意识到，当被要求突然开口讲话时，我常常仅仅由于言辞上的笨拙而显得十分晦涩，而并非由于感知不清。这是我一生中诸多小小烦恼之一。”

我之所以想要详尽复述高尔顿的这段话，是因为在他的情形中，我精确地辨认出了我自己的情形，包括那个相当令人遗憾的后果——我与他所经历的一模一样。

马克斯·缪勒无法不想到“闪电”这个名字就回忆起闪电，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也无法做到这一点。至于我自己，如果我回忆闪电，我会在心中看见我曾几次赞叹过的那道闪光；而倘若我希望那个相应的词语重新浮现于我，我就需要片刻的反思——当然是短短的片刻，但确实是一片刻。正如对高尔顿一样，对我来说，这样一种从思想到语言的翻译总是需要一番或多或少颇费力气的努力。布瓦洛（Boileau）的那两句诗

“凡构思清楚者，表述亦明晰，
而用以表达的词语轻易即至，”

无论就别人而言是否成立，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对我并不为真。我有一个切实的证据——我可以说是一个“客观的”证据——那就是：除了数学题材之外，我很难就任何东西作演讲而不预先把它的几乎每一部分都写下来，这是避免在表达思想时不断出现痛苦犹豫的唯一办法——尽管那思想在我心中是非常清晰的。

高尔顿合情合理地指出，奇怪的是马克斯·缪勒竟完全未能理解：别人的心智可能与他自己的不同。这是一个极其常见的错误，但在那些惯于从事心理学研究的人当中发现它，却令人吃惊。既然根据我们刚刚发现的情况，心智之间的差异恰恰是无可否认的，那么这个问题就理应不靠论战、而靠针对每一个人类种族、每一个阶层的人所作的调查来解决；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将看到这里可能有些困难），不只在知识分子当中调查。高尔顿说，他在机会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作了调查，发现确实有一定比例的人（虽然只是少数）习惯于在不使用心中的或口头的词语的情况下进行思想。人们也许会奇怪：像高尔顿这样一个如此熟悉统计运算的人，竟没有给出一个精确的百分比；这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将在下文出现。⁸

日常思想中的心理图像

思想可以伴随着词语之外的别的具体表象。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承认，我们不能没有意象地思想。泰纳（Taine）那部著名的著作《论智力》（On Intelligence）主要就致力于阐述意象在观念构成中的重要性；他在其第二卷开篇把意象定义为：反复出现的、残存的、自发地重新浮现的感觉。然而，如今人们认为他夸大了那种重要性，把它描述得过于排他了。

大约在同一时期，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以实验的方式去攻克这个问题，从而对该问题的研究作出了一项重要的改进。⁹他考察了约二十个人，但主要是他自己家中的两个小姑娘（年龄分别为十三岁和十四岁），她们在这样幼小的年纪就在颇为微妙的心理学研究中提供了宝贵的帮助，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他有时让她们接受纯粹的实验，但更多时候是把实验与内省结合起来。例如，他提出一个问题或念出一个词，然后探问这在受试者心中引出了什么观念、意象等等。这种方法曾受到批评，确实，几乎每一种心理学实验都可能遭到这样一种反对，即：来自实验者本人的一种不自觉的暗示。然而，当结果出乎意料时（比奈遇到过一些这样的结果），这种担心就不必有了。事实上，心理学家们认为，比奈的方法并未因这种或类似的反对而失效，对这些反对，比勒（Bühler）已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¹⁰；稍后，所谓的符兹堡学派（Wurtzbourg school）也使用过一种颇为相似的方法。不过，它的创立属于比奈。

在比奈的实验中，词语的问题是顺带处理的。在这一点上的回答有利于高尔顿而不利于马克斯·缪勒。对其中一个小姑娘来说¹¹，一个用词语作出的回答呈现为“一个把思想切断的意象”。思想是某种突如其来地出现的东西，就像任何一种感觉那样。

更出乎意料的是：与泰纳的理论相反，连意象的介入也被降到了最低限度。那回答的精确令人瞩目。¹²“为了得到意象，我必须不再有任何东西可想。它们〔观念与意象〕彼此分离，从不一同出现。当一个词向我暗示出非常多的思想时，我从来没有任何意象。我必须等上一会儿。当就这个词而言我已穷尽了每一个思想，意象才会到来；而如果思想又重新开始，意象就消退，二者交替出现。”

关于这一点，比奈本人下结论道：“后来，我得以使自己确信阿尔芒德（Armande）说得完全正确；我承认，在意象与反思之间存在着某种对抗，意象越是强烈，这种对抗就越是明显。最精美的意象正是在遐想与梦境中浮现的。”此外还有一个事实，高尔顿及其他人都曾观察到：女子和儿童拥有比成年男子更为精美的意象，而成年男子则在反思上更胜一筹。

德维尔绍维斯（Dwelshauvers）后来对学生所作的实验（见《下意识的机制》〔Les Mécanismes Subconscients〕），就意象出现的条件，得出了与比奈相同的主要结论。他发现，意象只有在我们让自己的观念享有不受约束的自由时——也就是说，在我们清醒着做梦时——才会出现。一旦充分的、自觉的意识返回，意象就减弱、变暗；它们似乎退回到某个未知的区域去了。

紧张思想中的心理图像

较为晚近的一些作者（德拉克鲁瓦〔Delacroix〕、詹姆斯·安吉尔〔James Angell〕、铁钦纳〔Titchener〕、瓦伦东克〔Varendonck〕等）也处理过词语与意象在思想中的这同一主题。不过，他们的大多数著作并不直接与我们相关，这是由于一项在我们的主题上尤其必要的区分。

心理学家们早已区分了两类思想。有“自由的”思想，它发生于你让自己的思绪游荡、不把它们引向任何特定目标的时候；还有“受控的”思想，即给定了这样一个方向的时候。¹³后一个术语对我们的目的来说还不够精确。当你被问到今天是几号时，你的思想中就已经有了一个方向；但创造性思想的情形显然不同。它需要一定的专注努力；它不仅是受控的，而且是紧张的。

没有理由认为这三类思想的过程应当相同；而事实上它们也不相同。最后那种情形是唯一直接关涉我们的。

比奈的观点

作为他一系列实验的结论，比奈倾向于认为¹⁴：词语或感官意象，可能有助于给那些若没有这两种帮助就会过于模糊的感受或思想赋予一个精确的形式；甚至有助于使我们对那种本来会停留为心智的无意识活动的思想有一种充分的意识；从而使观念得以从无意识过渡到意识——更确切地说，从它们多少还有些模糊的无意识，过渡到它们获得精确性的意识。

有一阵子，我自己也倾向于接受比奈的这一构想。的确，它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那个双重的、看似矛盾的条件：

（a）意象的帮助对于引导我的思想是绝对必要的。

（b）我从不被它们所欺骗，甚至从不担心被它们所欺骗。

然而，进一步的反思把我引向了一种不同的构想。的确，比奈或德维尔绍维斯的实验情形并不是我们的情形；它处理的是一种受控的思想，而不是一种紧张的思想。那两个小姑娘被问到的是诸如此类的问题：“当你想到你昨天所做的事情时，你心中出现了什么？”据我考察比奈那本书所能看到的，最难的问题是：“想一想，如果你可以独自待上三个小时、行动完全自由，你愿意做什么？”

个人的观察

研究工作的情形当然是十分不同的，正因如此，我想要弄清楚：当我着手构建或理解一个数学论证时（我在开头说过，这二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在我自己的心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坚持认为：当我真正思考时，词语完全从我的心中缺席；而且我将使我的情形与高尔顿的情形完全一致，在这个意义上：即便在读到或听到一个问题之后，每一个词都在我开始思索它的那一刻消失了；词语不会重新出现在我的意识中¹⁵，直到我完成或放弃了这项研究——正如高尔顿所经历的那样；而且我完全赞同叔本华所写的那句话：“思想在被词语所体现的那一刻便死去了。”

我认为同样有必要强调：我不仅对词语如此，而且甚至对代数符号也如此。在处理简单的计算时我会使用它们；但每当事情看起来比较困难时，它们对我来说就成了过于沉重的累赘。我会使用具体的表象，但却是一种性质迥然不同的表象。

这一类表象中有一个例子，在科学史上已为人所知。它是欧拉（Euler）为了向一位瑞典公主解释三段论的性质而给出的。他用圆来表示一般的观念；于是，如果我们要思考两类事物 A 与 B，使得每一个 A 都是一个 B，我们就会想象一个圆 A 处在一个圆 B 的内部。相反，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 A 是 B，我们就会想象圆 A 完全处在 B 的外部；而如果有些 A 是 B、有些不是，那么这两个圆就应当是相交的。如今，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我必须思考某个三段论，我不会用词语来思考它——词语几乎不能让我看出这个三段论是对还是错——而会用一种类似于欧拉那样的表象，只不过用的不是圆，而是一些形状不确定的斑点；对我来说，要想到斑点彼此处于内部或外部，并不需要任何精确的形状。

为了考察一个略微不那么简单的情形，让我们取一个初等而众所周知的算术证明，要证的定理是：“素数的序列是无穷的。”我将复述这个定理那个经典证明的各个相继步骤，并在每一步对面写下它在我心中相应的心理图像。比如说，我们要证明存在一个大于 11 的素数。

这样一种奇异而朦胧的意象有什么用呢？当然，它并不是用来提醒我关于可除性、素数之类的任何性质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所能给我的任何此类信息，都很可能或多或少地不准确，从而欺骗我。于是，这套机制满足了前面要求的条件（b）。相反，比奈的假说对这个条件只是部分地满足：给无意识的观念赋予精确性，总是有篡改它们的风险。

但与此同时，人们很容易体会到：这样一套机制或某种类似的机制，对于我理解上述证明可能是必要的。我需要它，是为了对论证的全部要素有一个同时的总览，把它们维系在一起，把它们构成一个整体——简言之，是为了实现我们在本节开头所说的那种综合，并赋予问题以它的面相。它不向我提供关于论证中任何一个环节的信息（即关于可除性或素数的任何性质）；但它提醒我，这些环节是如何被聚合到一起的。如果我们仍然沿用庞加莱（Poincaré）的那个比喻，那么这种意象是必要的，为的是使那些有用的勾连——一旦获得——不至于丢失。

的确，每一项数学研究都迫使我去构建这样一个图式，而它总是、也必须是带有一种模糊的性质，以免具有欺骗性。我将从我最初的研究（我的博士论文）中举一个不那么初等的例子。我当时必须考虑一个由无穷多项构成的和，意在估计它的数量级。在那种情形下，有一组项恰好占据主导地位，所有其余各项的影响都可忽略不计。如今，当我思考那个问题时，我看到的不是公式本身，而是它如果被写出来将会占据的位置：一种带状物，在对应于那些可能重要的项的地方更厚或更暗；又或者（在另一些时候），我看到某种类似公式的东西，但绝不是清晰可读的，就像我（我有严重的远视）如果不戴眼镜时所看到的那样，而在那个被认为重要的位置上，那些字母显得稍微更加明显一些（尽管仍然无法辨认）。

有几位朋友曾告诉我，我在沉浸于数学研究时，会有一种特别的眼神。我几乎不怀疑，这尤其伴随着我所说的那个图式的构建。

这与智力疲劳的问题相关联。我曾问过几位杰出的生理学家，尤其是路易·拉皮克（Louis Lapicque）：既然按照物理学家对“功”这个词的理解，似乎并没有“功”被产生出来，那么智力工作怎么会产生疲劳呢？拉皮克的看法是：智力工作所能比拟的，不过就是翻一本书的书页这个动作而已。然而，智力疲劳确实存在：从客观的、生理学的角度看，比奈与维克多·亨利（Victor Henri）曾在一本重要的著作中研究过它。问题的那一部分超出了我的范围。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可以认为是确定无疑的是：与我们就罗丹的情形所说过的相似，疲劳对应于为综合而作的努力，对应于赋予研究以其统一性这件事，因而——至少在我的情形中——对应于一个恰当图式的构成。

可以再补充一两点观察：

如果我使用黑板并写下 \(2\times3\times5\times7\times11\) 这个表达式，那么上面所描述的那个图式就会从我心中消失——因为它显然已变得无用——并自动被那个我眼前所见的公式取代。

接着我必须指出，我明显属于听觉型¹⁶；而恰恰正因如此，我的心理图像完全是视觉的。其中的缘由对我来说十分清楚：这样的视觉图像更自然地带有模糊性，而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模糊性对于引导我而又不误导我是必要的。

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刚刚考察的情形尤其关涉算术、代数或分析方面的研究。当我着手某项几何研究时，我一般会对图形本身有一种心理上的视景，尽管那通常是不充分或不完整的，但尽管如此，它仍提供了所需的综合——这一倾向，看来是源自一种可以追溯到我极早童年的训练。

尽管看似自相矛盾，但很常发生的是：在那些几何问题中，我成功地使用了一种与我在前面所解释的综合截然相反的过程。我会碰巧把图形中某个特殊部分抽离出来，把它与其余部分分开来考虑，这种考虑引向一个“中继结果”。然而，即便在那种情形下，整个论证仍被把握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实体，作为一个综合——那个中继结果（如果存在的话）被包含在这个综合之中。根据皮埃尔·布特鲁（Pierre Boutroux）¹⁷（见下文），笛卡尔说这是希腊几何中常见的一种过程。

充分意识与边缘意识各自的角色

上述观察关涉的是思想在被高度集中时的运作，无论是在一项全然有意识的工作中，还是在一项有意识的预备性工作中。如今，正如我们在第二节末尾所解释的，正是这种集中给了我们一种可能性，去区分充分意识与边缘意识——这种区分在别的情形下相当困难，但在这种情形下却相当容易为观察所及。

就刚才所描述的那些现象而言，观察给出了什么呢？

人们或许会先验地假设：论证的各个环节存在于充分意识之中，而相应的意象则由下意识来思考。我个人的内省无疑把我引向相反的结论：我的意识聚焦于那些相继的意象，或者更确切地说，聚焦于那个总体的意象；而论证本身则可以说是在前厅里等候（见第25页），等待在“精确化”阶段开始时被引入。这个例子最清楚地说明了边缘意识的本性与角色：边缘意识可以说是为充分意识效劳的，随时准备在被需要时进入充分意识之中。

研究的其他阶段

当存在一个酝酿期时——换句话说，当有一种更深层无意识的活动时——会发生什么呢？当然，没有任何直接的回答可得；但有一个有力的推断，认为有某种类似性质的机制在起作用，它来自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机制似乎是最适合于满足那个必须被满足的双重条件（a）、（b）的。

我甚至会以类似的方式来诠释豁然开朗的情形。当我想到第一节中提到的那个例子时（见第8页），我看到一个示意图：一个正方形，其各边中只画出了两条竖边，而在它内部，有四个点，它们是一个矩形的顶点，并由（几乎看不出的）对角线相连——这是一个其象征意义对内行来说将一目了然的图。在我看来甚至，就我所能回忆的而言，1892年我对那个问题的可视化正是如此。当然，追溯到半个世纪前的回忆并不十分可靠；然而，我们已经确认象征性的图对于一个问题的综合视景是必不可少的，而在我看来，这样一种综合视景在豁然开朗的情形下，至少与在有意识的工作中一样必要。如果我们承认这一推理路线，那么豁然开朗就会是从无意识的或浅或深之处，被传送到边缘意识，而边缘意识则在有意识的自我中用一个象征性的图把它表现出来。

那个意象与它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这一点瓦特（Watt）也观察到了（见《心理学全集档案》〔Archiv. f. d. Ges. Psych.〕，1904年，第四卷；参见杜马〔G. Dumas〕《心理学论》〔Traité de Psychologie〕第一卷第四章）。在我看来，正是边缘意识的介入，照亮了这样一种同时的关联与独立。

接着便是核查与“精确化”阶段。在这项工作的最后阶段，我可能会使用代数符号；但相当多的时候，我并不以通常而规范的方式使用它们。我不花时间把方程完整地写出来，只在意——可以说——去看它们看上去是个什么样子。这些方程，或它们的某些项，常常被安排成一种古怪而滑稽的次序，就像剧本中的演员一样；借助这种安排，只要我还在继续考虑它们，它们就向我“说话”。但是，如果在我的计算被打断之后，我于次日重新着手，那么我以那种方式写下的东西对我来说就仿佛“死了”一般。一般来说，除了把那张纸扔掉、重新从头开始之外，我别无他法——除非在头一天我已经得到了一两个我已充分核查过、可以当作中继公式来用的公式。

至于词语，它们绝对地从我心中缺席，直到我要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传达结果的那一刻，或者（极为例外地）对于中继结果的那一刻；在后一种情形中，正如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所观察到的，它们可能是“必要的中介，用来给我们的智识过程赋予稳定性，把我们前进中的每一步确立为一个新的起点，作为我们向更远处前进的出发点”——汉密尔顿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只是任何中继结果都能扮演这样的角色。¹⁸

另一种构想

在获得了一些关于行为主义学派的信息之后，我曾想知道：行为主义学说是如何处理我们眼下这个问题的，以及它是否与我的观察相符。我了解到，对行为主义而言，我们不一定用词语思想，但除此之外，我们的思想可能由肌肉运动构成，诸如耸肩、眼睑或眼球的运动等等。

我对我的研究工作中伴有此类运动并无任何记忆。当然，当我深陷于研究之中时，我无法观察我自己的动作，但我日常生活与工作的见证者们可以断言，他们从未见过任何此类情况。他们所观察到的，只是我在沉浸于高度集中的反思时常常会有的那种特别的“向内”的眼神。我所能说的是：我看不出什么样的运动能帮助我对或多或少有些困难的推理获得一个清晰的视景，然而相反，我们已经看到，恰当的心理图像显然能对此有所帮助。

一项在数学家中的调查

就我们眼下这一主题去考察数学家们一般的行为，是很自然的。不幸的是，由于我直到离开欧洲之后才想到这个问题，我未能了解到法国数学家的情况。

至于我所询问过的、出生于或居住在美国的数学家，他们那里的现象大多与我在自己情形中所注意到的相类似。¹⁹他们几乎全都——与高尔顿就街头普通人所作的偶尔调查向他暗示的情况相反——不仅避免使用心中的词语，而且也像我一样，避免在心中使用代数的或任何别的精确符号；同样像在我的情形中那样，他们使用模糊的意象。有两三个例外的情形，其中最重要的是数学家乔治·D·伯克霍夫（George D. Birkhoff）——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习惯于在心中可视化代数符号并用它们运算。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回答是：他有时用词语思考，有时不用。杰西·道格拉斯（Jessie Douglas）一般在没有词语或代数符号的情况下思考。他研究时的思想最终会与词语发生关联，但仅仅与它们的节奏发生关联，那是一种只显现出某些词的音节数目的、类似摩尔斯电码的语言。当然，这与马克斯·缪勒的论点毫无共同之处，倒是与高尔顿对无意义词语的使用颇为类似。

G·波利亚（G. Pólya）的情形——我打算只谈那些作出过相当重要发现的人——则有所不同。他确实最终会使用词语。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相信，那个最终带来一个问题之解决的决定性观念，相当经常地与一个措辞得当的词或句子相联系。这个词或句子照亮了局面，赋予事物——用你的话说——以一种面相。它可以略微先于那个决定性的观念，或紧随其后；也许，它与那个决定性观念同时出现。……那个恰当的词、那个微妙地切合的词，帮助我们回忆起数学观念，也许不如一个图或一种数学记号那样完整、那样客观，但却是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它可能有助于把它固定在心中。”此外，他发现，一个恰当的记号——也就是一个被恰当选择来表示某个数学量的字母——能给他类似的帮助；而某种双关语，无论质量好坏，也可能对此有用。例如，波利亚在一所瑞士大学用德语教学时，常常让他的低年级学生注意到：z 与 w 是德语词“Zahl”（数）和“Wert”（值）的首字母，而这两个词恰好表示了 z 与 w 在他所讲解的那个理论中各自必须扮演的角色。

波利亚的这一情形似乎相当例外（在回复我的其他人当中，我没有遇到任何类似的情形）²⁰。然而，即便是他，也并不把词语用作观念的等价物，因为他用一个词或一两个字母来象征一整条思路；他的心理过程将符合斯坦利（Stanley）的说法²¹：“语言作为一种指示器，只能通过向我们的意识暗示那个被指示之物——无论它是对象、思想还是感受——而起到指示作用，哪怕是以经由练习被带到的、最为概括而最不自觉的形式。”

回复我的那些数学家的心理图像最常见的是视觉的，但它们也可能是别的种类——例如运动型的。也可能有听觉型的，但即便是这些，正如 J·道格拉斯的例子所表明的，也相当普遍地保持着它们模糊的性质。²²对 B·O·库普曼（B. O. Koopman）来说，“意象与所考虑的数学观念之间，是一种象征性的关系，而非图示性的关系”——这一描述与上文的类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库普曼教授的观察也与我的观察一致：这样的意象出现在充分意识之中，而相应的论证则暂时留在“前厅”里。

关于里博（Ribot）²³通过询问数学家所搜集到的观察，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告诉他，他们以一种纯粹代数的方式、借助符号来思考；另一些人则总是需要一种“具象的表象”、一种“构作”，哪怕这被“视为纯粹的虚构”。

笛卡尔的若干观念

在《指导心智的规则》（Regulae ad Directionem Ingenii）中——它的后半部分（从第十四条规则起）讨论想象力在科学中的作用——笛卡尔似乎已构想出了与我们所谈的那些过程相似的过程的观念。至少，这可以从皮埃尔·布特鲁对《规则》所作分析中的某些地方推断出来。²⁴例如，据皮埃尔·布特鲁转述，他曾说过：“想象力本身无力创造科学，但在某些情形下，我们必须求助于它。首先，通过把它聚焦于我们想要考虑的对象，我们防止它误入歧途，而且，它在唤起我们内部的某些观念方面也可能是有用的。”又如：“想象力主要将在如下情形中大有用处：用若干次演绎来解决一个问题，而这些演绎的结果在一次完整的列举之后需要被协调起来。如果我们不是从一开始就用上问题的全部数据，那么记忆就是必要的，以保留这些数据。倘若所考虑对象的意象不能持续地呈现于我们心中、不能在每一瞬间把它们全都提供给我们，我们就有可能把它们忘记。”

这正是我们上文所描述的意象的作用。然而，笛卡尔不信任想象力的这种介入，并希望把它从科学中彻底清除出去。他甚至责备古代几何学使用了想象力。他想要把想象力从科学的每一个分支中清除掉，办法是把它们全都归约为数学（这是他曾试图去做、但未能做到的）；因为数学比任何别的科学都更多地是由纯粹的理解构成的。

要看出对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应当作何评价，我们只需回想一下现代数学家是如何执行笛卡尔的纲领的。首先，众所周知，借助笛卡尔自己所创立的解析几何，几何学可以被完全归约为数值的组合。但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在数的领域中所作的演绎，至少在好些数学头脑那里，最一般地是伴随着意象的。

更晚近地，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Hilbert）在颇为不同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对几何原理的另一种严格处理，它从逻辑上说已经完全摆脱了对直观的任何诉诸。他的开篇——如今在数学家中已成经典——是：“让我们考虑三个事物系统。组成第一个系统的事物，我们将称之为点；第二个系统的事物，我们将称之为直线；第三个系统的事物，我们将称之为平面。”——其用意显然是：我们绝不应当去探问那些“事物”可能代表什么。

当然，从逻辑上说——而这正是全部要害所在——所宣布的结果完全达到了，几何感的每一种介入都被清除了：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要从头到尾追随这一推理，几何感是不必要的。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吗？当然不是。毫无疑问，希尔伯特在写作他的《几何基础》（Principles of Geometry）时，始终受到他的几何感的引导。如果有人对此心存怀疑（没有哪个数学家会怀疑），他只需朝希尔伯特的书瞥上一眼即可。图几乎在每一页都出现。它们并不妨碍数学读者去确认：从逻辑上说，并不需要任何具体的图像。²⁵

这又是一个被意象引导而不被意象奴役的情形，而它之所以可能（至少在我自己的情形中），又是多亏了恰当意识与边缘意识之间的同一种分工。²⁶同样地，笛卡尔指责他在希腊几何学家那里所注意到的那种习惯（见上文）：即把一个图形的某一部分分开来考虑。这一责难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在此遇到的，是逻辑过程与心理过程之间的同一种混淆。所论的那种方法，并不比上文提到的那个意象更损害论证的严格性——而那个意象并不损害关于“素数构成一个无穷序列”这一事实的证明。

其他思想者

关于数学领域之外的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太多的数据。奇怪的是，根据前面提到的比奈的著作（《智力的实验研究》〔Etude Expérimentale de l'Intelligence〕第127—129页），即便在自由思想中，模糊的意象也可能作为更精确观念的代表而出现。

一个与我们上述描述十分类似的例子，是经济学家西奇威克（Sidgwick）的情形，这是他本人在1892年的国际实验心理学大会上报告的。他关于经济问题的推理几乎总是伴随着意象，而“这些意象往往奇特地任意，有时几乎是无法破译地象征性的。例如，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那个伴随着‘价值’一词的古怪的象征性意象，原来是一个把某物放上天平的人的模糊而局部的意象”。据尤利乌斯·巴勒（Julius Bahle，《音乐的创作过程》〔Der Musikalische Schaffensprozess〕，莱比锡，希尔泽尔出版社，1936年；德拉克鲁瓦《发明与天才》第520页所引），在音乐作曲家当中也发生着一种极为奇特的过程。他们当中有几位在最初的构思中，以一种视觉的形式看到自己的创作（他把灵感称为一种“音之视象”〔Tonvision〕）。其中一位以那种方式感知到——没有任何精确的音乐呈现——“他那音乐的主要线条与主要特征。此外，要说音乐在多大程度上从那个形式图式中缺席，也许是相当难讲的。”²⁷

属于其他精神活动分支的人，我只询问过寥寥数位。回答各不相同，我无法断言其结果不会与我们先前的结果有所不同。²⁸

有些科学家向我谈到过与我们所描述的颇为类似的心理图像。例如²⁹，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教授在思考他民族学研究中某个困难问题时，像我一样看到不精确的、图式性的图像；而且，这些图像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它们是三维的。还有，我问过几位化学家，他们全都报告说思想是绝对无词的，借助的是心理图像。

生理学家安德烈·梅耶（André Mayer）的心智则表现得颇为不同。他告诉我，他的思想立刻就以一种充分成形的形式向他呈现，以至于他无需任何努力就能把它写下来。

了解一下医生在这方面的表现会很有意思：在作出诊断这一困难的行为中。我曾有机会询问一位杰出的医生，他告诉我，在那种情形下他不用词语思考，尽管在理论与科学研究中他的思想会使用词语。

心理学家里博发现了一种乍看令人惊讶的思维类型³⁰，他发现它比人们预料的要更为常见。这就是他所谓的“印刷-视觉型”，它在于：在心中以相应印刷词语的形式看到观念。里博对此的首次发现，是一个他提及为知名生理学家的人的情形。对那个人来说，甚至“狗、动物”这两个词（当时他正生活在狗群中并每天用狗做实验）都不伴随任何意象，而是被他看成是印刷出来的。同样，当他听到一位密友的名字时，他看到它被印出来，而要看到这位朋友的形象，他还得费一番努力。“水”这个词也是如此；而碳酸或氢，则要么以它们印刷出来的全名、要么以它们印刷出来的化学符号呈现于他的心中。里博对这一说法（其真诚与准确不容置疑）大为吃惊，他后来观察到：这种情形绝非独一无二，类似的情形在好几个人身上都能找到。

此外，据里博说，属于这种印刷-视觉型的人无法设想别人的思想怎么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

这正是我们已经在马克斯·缪勒本人身上注意到的那种心理状态（就更一般的“用词语思想”而言），而当我们在那些惯于处理哲学问题的人当中发现它时，它实在令人瞠目。既然我们看到，像马克斯·缪勒这样一个一流的人物，就一个无害的心理学问题，竟用轻蔑的言辞对待他的老师洛采（Lotze）——只因后者写过：一个给定命题的逻辑意义，本身独立于语言表达它所采用的形式³¹——那么，我们又怎能奇怪人们曾因神学意见的分歧而被活活烧死呢？

这样，我们便不知不觉地被引去处理一个与我们的主要对象颇为不同的心理学章节。本节的某些部分或许可以称为“一桩心理上互不理解的案例”。

这绝不是这个双重事实的唯一例证：（1）不同个体的心理可能在某些本质点上有所不同；（2）若果真如此，那么一方几乎不可能设想另一方的心理状态。³²

用词语思想是否毫无不便？

当然，我自己也必须提防同样的不理解。诚然，我必须承认我无法理解印刷-视觉型或别的言语型何以可能，而且我几乎忍不住要想到歌德（Goethe）的诗句：

“因为在概念缺失之处，
恰逢其时便有一个词语挺身而出。”

但我不能忘记：像马克斯·缪勒这样的人，以及别的并不平庸的人，确实是以那样的方式思考的，尽管我未能成功地理解它。在这方面，我感到遗憾的是，里博没有公布他所说的那位生理学家的姓名，因此我们无法对他工作的价值形成任何看法。

对我们这些不用词语思考的人来说，要理解那些用词语思考的人，主要的困难在于：我们无法理解他们怎么能确信自己不会被所用的词语所误导——见我们的条件（b），第74页。正如里博所说³³：“词语很像纸币（钞票、支票等），有着同样的用处，也有着同样的危险。”

这样一种危险并非没有被人注意到。洛克提到许多人用词语代替观念；而我们也看到，莱布尼茨在用词语思想对其思路的影响上，禁不住要体验到某种焦虑。

颇为奇怪的是，马克斯·缪勒本人也间接地这么说过。他用他高度赞扬的朋友哈曼（Hamann）来对抗康德，并引用后者写过的话：“语言不仅是整个思维能力的基础，而且也是理性自身误解由以产生的中心点。……对我来说，问题不在于什么是理性，而在于什么是语言？而我猜想，这里正是那些归咎于理性的谬误推理与二律背反的根源所在。”

如果马克斯·缪勒由此告诫我们要提防这种由语言所引起的误解，那倒还说得过去；但恰恰相反，他主张：词语本身绝不可能产生任何错误。“词语本身是清楚、简单而正确的；是我们自己把它搅乱、堆砌、弄糊涂的。”

要不是那段《讲演录》中所表达的说法甚至超出了迄今所考察的“词语在思想中”的问题，我本不会再次提到马克斯·缪勒。紧接着引用哈曼的那段话之后，他显然屈服于一种职业上的变形，向我们谈起“思想科学，因为它正是建立在语言科学之上的”。难道他要我们相信：语言不仅必须伴随思想，而且必须支配思想吗？

对他的论点而言不幸的是，这样一种倾向对他自己似乎并非始终无害。要攻击达尔文的理论³⁴而只盯着“选择”（selection）这个词，把它在达尔文观念中的含义当作所谓的“隐喻性伪装”而加以忽视——这需要一个把思想等同于词语的人才做得出来。

相反，使用心中词语的思想者可能会理解：不仅是词语，而是每一种辅助符号，都只扮演贴在观念上的某种标签的角色。他会或多或少有意识地运用恰当的方法（关于这些方法，去探究一番会很有意思），以便赋予它们这一角色而非别的角色。我们已经看到，在我所咨询过的数学家中，唯一如此大量使用词语的波利亚本人，也是在一整条思路中引入单单一个词，以便提醒自己一个核心观念；而杰西·道格拉斯则用一些词单纯的音节节奏来代表它们中的某些。同样地，我在文学方面的一位同事用词语思考，但时不时地引入一个并不存在的词。这个过程——可以与杰西·道格拉斯或高尔顿的过程相比拟——在我看来显然是为同一目的服务的、有用的。

在莱布尼茨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确信，哈曼所担忧的那种误解不会发生：首先，因为他是莱布尼茨；其次，因为他意识到了那种危险。但是，尽管我对形而上学家们的理论所知甚少，当我在里博的《一般观念的演化》（Evolution des Idées Générales）中读到：在他们当中，印刷-视觉型似乎是占压倒性多数的最常见类型时，我还是相当不安。

在哲学家当中，似乎确实有一种把逻辑思想与词语的使用相混淆的倾向。例如，当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抱怨说³⁵“我们太受制于这样一种哲学传统，它把逻各斯或一般意义上的推论思想当作通往真理的唯一途径，以致退回到未经言语化的原始生活反倒更有揭示性，云云”时，很难不认出这种倾向——“未经言语化的”（unverbalized）一词几乎不容置疑地表明，他是在古希腊的意义上使用“逻各斯”这个词的。

这种倾向难道不是很可能最终误导那些听任自己被它支配的人吗？读到富耶（Fouillée）在他的《观念-力的进化论》（Evolutionisme des Idées-Forces）中关于无意识的反驳时（见第二节，第28页），我不禁怀疑：他是不是把词语误当成了理由。

当我看到洛克、以及与之相似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认为：每当涉及复杂观念时，词语的使用就是必要的——我甚至感到某种不安。相反，我认为——大多数从事科学的人也会这么认为——一个问题越是复杂而困难，我们就越是不信任词语，就越是觉得必须控制这个危险的盟友及其有时颇为奸诈的精确性。

一段宝贵的描述

尽管在“词语在思想中”这个问题上，分歧的意见仍偶有出现，但如今人们已相当普遍地承认：词语并不需要在场。另一方面，好几位晚近的心理学家，即便在强调词语的同时³⁶，也像我们一样注意到了那些并不真正代表、而是象征观念的模糊意象的介入。³⁷

我不打算去综述这些著作；但我无法抵御这样的诱惑：复述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教授慷慨惠寄给我的那篇极其有趣的通讯，他除了其著名的语言学工作之外，还对心理学课题怀有富有成果的兴趣。它写道：

“符号是思想的一种必要支撑。对于已社会化的思想（交流阶段）以及正在被社会化的思想（表述阶段）而言，最常用的符号系统是名副其实的语言；但内在的思想，尤其当它是创造性的时候，乐于使用别的符号系统，这些系统比语言更灵活、更不标准化，给创造性思想留下了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动力。……在所有这些符号或象征当中，必须区分：一方面是约定符号，借自社会约定；另一方面是个人符号，后者又可再分为：属于一般习惯、属于所考虑之人的个体模式的恒定符号，以及那些为某一特定场合而设立、只参与单一创造行为的偶发符号。”

这一极为精确而深刻的分析，绝妙地照亮了我们上文所报告的那些观察。在分属如此不同分支中工作的心智之间，竟能有这样一种一致，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

与另一个关于意象的问题的比较

可以说，意象构成了泰纳那部著名著作《论智力》的主要题材。他从与我们颇为不同的视角来处理它们（因为紧张思想很少、甚至从未被考虑）。然而，关于它们，有一个特别让他感兴趣的问题，而上述观察或许能对它投以一些光亮。正如他反复指出的，应当加以解释的是：意象怎么会向我们呈现得往往十分生动，却又依然与真实的感觉有别；我们的心智一般又怎么能区分意象与幻觉。³⁸

但是，在我们的情形中，我们也有一连串与名副其实的思想平行展开的意象。意象与推理这两股精神之流，在保持彼此完全有别、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彼此独立的同时，不断地相互引导；而我们已经发现，这归因于恰当意识与边缘意识之间的一种合作。可以设想，这两种现象之间存在某种类比，其中一个或可帮助我们理解另一个。

意象能否被教育？

上述考量提示出一个问题，它类似于第四节末尾所提出的那个问题。我们的意志去影响我们思想所使用的辅助符号的性质，是否可能——如果说是可欲的话？而这，已经有人做到了。铁钦纳在这个方向上作出过一次极为出色的尝试。正如他向我们解释的³⁹，他天然的倾向本是去运用内部言语；但他一直尝试、并且总是成功地拥有了范围广阔、种类繁多的意象，“因为担心，随着年龄增长，人也会越来越倾向于成为言语型的”。

于是，那种言语介入在他思想中过大的重要性，便被一种意象的不断更新所阻止。更奇特的是，他为此目的所使用的，不仅有视觉意象，而且尤其有听觉意象，即音乐意象。

但他也借助视觉意象的帮助，“它总是任我支配，”他说，“我可以随意地塑造与引导它。”“读任何作品时，我都本能地把那些事实或论证安排进某种视觉的图样之中，而且我用这种图样来思考的可能性，就和用词语来思考的可能性一样大”；并且，作品越是契合这样一种图样，它就被理解得越好。

对心理过程的这样一种自我教育，在我看来是心理学中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

一般性的评论

这一切都关涉从事智力工作的人。在别的群体当中进行考察，似乎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紧张思想的规律可能、并且似乎与日常普通的观念活动的规律十分不同，而后者才是普通人当中唯一常见的活动。这大概就是为什么高尔顿尽管看到了进行一项更普遍调查的必要性，却未能去做它的原因。

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尽管我们在前面各节中所说的，似乎是各种创造性心智所共有的，但辅助性具体表象的性质，却可能因人而异，差别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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